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20篇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效调查研究 陈云霞 【摘 要】精准扶贫是促进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路径.本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2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效调查研究陈云霞
【摘
要】精准扶贫是促进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路径.本文通过对四川藏区致贫因素、典型贫困案例和扶贫措施的调查研究,肯定了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宏观策略和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四川藏区精准扶贫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即政府向社会购买扶贫服务;建立贫困户综合性识别标准;建立"特困户+整体受益"优先模式;谨慎规定贫困户的优先身份;正确处理社会救助和贫困户扶持之间的关系;解决精准扶贫地方性规范自身的合法性问题.
【期刊名称】《民族学刊》
【年(卷),期】2017(008)003
【总页数】7页(P19-24,101)
【关键词】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科技创新;民族区域自治法规
【作
者】陈云霞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61004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127.8
四川藏区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确定的全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是四川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是全面深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四川藏区的精准扶贫工作，面对自然条件差，地方财政困难以及扶贫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存在提升和改善的空间。本文通过整理分析四川藏区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结合精准扶贫政策法规和相关数据材料，对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效进行总结归纳，提出了完善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几点建议。
论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7-8月间，在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①就藏区精准扶贫实效进行的调查研究。调研人员利用能使用藏语沟通的重要优势，以个案访谈、项目走访、部门咨询等方式，取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
甘孜州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四川省扶贫攻坚"四大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州18个县(市)都是省级重点贫困县。[1]除州府康定外，甘孜州各县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旅游业与传统的农牧业。项目调研地主要选择甘孜州精准扶贫中按产业扶持划分的“南线”各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一)四川藏区致贫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四川藏区基本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等致贫因素，调研预设了四项确切性致贫因素和一项开放性致贫因素，即自然环境、教育状况、疾病或意外、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原因。调研数据显示②：疾病和意外是四川藏区致贫的首要因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是禁锢四川藏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思想观念落后、传统产业经济效率低和交通不便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四川藏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总体上看，当前四川藏区多数居民虽然不算富裕，但能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然而，若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病、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藏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就会面临严重困难，导致贫困或极度贫困现象。
(二)四川藏区典型贫困案例分析
调研组共收集了28个典型贫困案例。这28个不同贫困家庭都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共同性特征，或简称为——家有“三有三无”人员。“三有”的具体内容：一
是家有病患，或瘫痪，或残疾，或体弱，或多病；二是家有老人且生活不能自理；三是家有多个儿女需要上学。“三无”是指家庭无劳动能力，无工作岗位以及无稳定收入。
分析四川藏区典型贫困案例可见，四川藏区居民的“家庭负担”常常成为其能否维持最低标准基本生活的临界点。28个典型案例涉及的贫困家庭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这一社会基本救助形式提供了更有广度的参照标准，急切呼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三)四川藏区扶贫措施汇总
四川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多项具体措施。第一，贫困村的“五个一”，即有一个领导联系、一个帮扶单位、一个驻村工作组、一个第一书记和一个农业技术人员。第二，精准扶贫“六个有”，即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市有卷、省有库的“六有”大数据平台。第三，精准扶贫措施的“五个一批”，即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生态扶贫和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灾后重建帮扶一批等。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具体内容如下③：“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的具体措施包括：种植葡萄；建立蔬菜大棚；青稞、土豆等农副产品加工；牦牛意外伤害保险；小额信贷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生态扶贫和移民搬迁安置一批”的具体措施包括：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移民搬迁，整村建设和新村扶贫方案等。“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和残疾人生活补助。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包括：减免挂号费、就诊费和体检费等；救助大骨节病和医疗保险等。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措施与四川精准扶贫策略高度稳合，除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救济式”扶贫外，同时体现了“开发式扶贫”的诸多努力，如“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包含的种植葡萄，蔬菜大棚项目，青稞、土豆等农副产品加工，牦牛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小额信贷工程等。
(四)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效的简要评价
四川藏区居民对精准扶贫实效的评价可概括为：“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整体状况较好，精准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可提升和完善之处，主要包括：一是贫困户的识别仍存在不公平、主观性强等问题；二是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三是存在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现象，包括部分居民对国家扶贫政策不了解，边远地区难以享受扶贫政策等。四是短期精准扶贫措施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贫困户的基本生活问题，但并非根源性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
四川省委省府高度重视农村精准扶贫工作，通过系列政策法规构筑了四川精准扶贫的宏观策略。2012年3月，省政府印发《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2015年7月8日，省委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系列文件为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撑和工作指引。
(一)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宏观策略
1．四川藏区重视精准扶贫制度建设
2015年4月1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④，为四川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制保障。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是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天然地遵循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的宏观策略和制度依据。同时，四川藏区具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色，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和致贫因素决定了其精准扶贫措施具有的独特选择性。2015年5月21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批准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该条例是四川藏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表现。
2．四川藏区旅游扶贫初见成效
世界闻名的自然风光，独特的藏族传统文化和以历史文化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构成了四川藏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具有的成本较低、适用性强、产业链长、涉及
面广等特点，使发展旅游业不仅充分调动了藏区居民的参与性和创业潜能，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失等问题。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逐步突破，农牧民旅游收入不断提升。2015年，四川藏区实现旅游收入近393亿元，带动13万农牧民增收。[2]2016年4月，甘孜州出台旅游产业扶贫专项方案，确定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旅游产业扶贫、旅游环境优化等七个方面推进旅游扶贫。甘孜州黑水县试点村依托国家4A达古冰山景区，积极探索“景区管委会+公司(旅行社)+农户”发展模式，实现与周边大型景区同步发展格局。稻城县桑堆试点村依托亚丁景区和高原藏族文化，大力探索“政府主导+合作社经营+农户入股”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试点村带动一个乡全面推进旅游发展的扶贫格局。
3．四川藏区积极探索产业扶贫
传统农牧业生产效率低，缺乏新的支柱型经济产业是导致四川藏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传统救济式扶贫相比，产业扶贫具有返贫率低，脱贫致富可持续的明显优势，能解决贫困的根源性问题。2013年，四川省委从藏区资源丰富、生态脆弱的实际出发，取消藏区各县GDP考核和排名，围绕“绿色”着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生态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3]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四川藏区培育村级主导产业的普遍做法。近年来，四川藏区累计培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3101个、家庭农场150个，覆盖大部分藏区，带动贫困户千万家。红原县民俗村的农牧专业合作社颇具产业规模，带动全村十多个贫困户增收致富。泸定、乡城现代农业重点县和康定、理塘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建设正加快推进，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此外，四川藏区还通过多次组织参加科教扶贫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帮助居民脱贫。人才兴才能产业旺。为给产业发展增添人才动力，2016年四川省多次组织
藏区群众参加就业和产业发展相关培训，培育少数民族产业带头人，促进藏区产业持续强劲发展。[2]同时，四川藏区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十二五”期间，电网建设投资310亿元，所有无电户顺利通电；公路总里程超过4.5万公里，机场增至4个，形成通达便捷的交通骨架；牧民定居行动和藏区新居建设共建成新居14.2万套，近70万农牧民居住条件大幅改善。
(二)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问题表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四川省和四川藏区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四川藏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68万人，这是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取得的显著成效。然而，笔者认为四川藏区精准扶贫还存在以下不足：
1．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创造性措施不足
调研数据显示，四川藏区开发式扶贫的影响不足，扶贫措施整体上仍属囿于发展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传统救济模式”。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宏观策略中确定的旅游扶贫和产业扶贫措施有待深入。四川全省通过发展旅游带动了10%以上的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数达50万人以上。[4]旅游扶贫是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重要特色之一。2016年8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280个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名单，四川共有13个项目入选，⑤但四类13个项目中没有一个四川藏区的项目。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四川藏区旅游扶贫措施还可精细化、专业化、规模化。
2．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常规工作还需狠抓落实
调研数据反映的贫困户识别难题，以及扶贫措施落实不到位现象等，与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宏观策略的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高度一致。精准扶贫包括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其中，扶贫对象精准和项目措施精准是前提和核心。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宏观策略已定，精准扶贫成效的关键在制度落实，即“最后一公里”，是“到村到户到人的问题”。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工作核心即是常规工作的狠抓落实，并着力
解决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扶贫措施的精准选择；大水漫灌与精准滴灌的辩证统一，以及精准扶贫地方性规范自身的合法性等问题。
无论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是农村贫困户(村、片)的帮扶制度，其本质都是一种无需对价的稀缺资源给付，即稀缺资源的免费获得。因此，贫困户身份本身成为追逐的资源，并导致权力侵入的风险以及相关主体之间的争议或质疑，由此引起精准扶贫工作的普遍性难题。
(一)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的难题
为实现政府主导下资源分配的正义性，精准扶贫演化成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问题，亦成为导致社会问题的第一个风险点。《康乐县“8·26”特大故意杀人案调查处置情况的续报》明确承认“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是该案件的深刻教训之一。⑥具体表现为，基层组织在贫困户识别和退出过程中有简单化操作的问题，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享受低保，没有综合考虑村民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粗糙，缺少对村民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等。这种现象在四川藏区也一定程度存在。
就现有的制度依据和工作实践看，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贫困户的实质性标准；二是贫困户的程序性认定。《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八条规定，农村扶贫开发以年人均纯收入在省扶贫标准以下的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为对象。实践中，这一规定通常以年人均纯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作为评定标准，最后综合政府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和群众评议结果确定。就贫困户的程序性认定而言，《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十条规定，贫困户由农户申请或者由村组推荐，经村民代表大会评议、村民委员会审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公示，并由县级人民政府审定。
《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规定，虽看似清晰，却难以避免和解决如下难题，尤其是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差别不明显时。
1．四川藏区精准扶贫中存在权力性挤入现象，即基层权力滥用导致的暗箱操作和
优亲厚友，使村干部和相对富裕家庭挤占了低保户和贫困户名额。多地调研中，都有群众反映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贫困户识别不公，主观性太强。
2．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客观上难以避免部分贫困户被排除在外的现象。农村多数居民家庭的经济条件非常接近，或者说难以比较。当国家给定的低保户和贫困户的数量少于实际需要最低保障和扶贫帮扶的农户数量而无法做到全部帮扶时，必然会出现部分贫困户被排除在外的现象。政府扶贫支持力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财政实力。虽然精准扶贫有“应扶尽扶”的一般要求，但与“名额到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现实差距。
3．贫困户识别过程中，“村民投票表决”的不足。多数农村尚不具备简单民主的条件。村落多是由宗族发展而来，一个村落生活的人往往沾亲带故。血缘有远有近，关系有疏有亲，或者一个村里有多个姓氏时，就会形成派系，村民们自然会倾向于自己的宗亲。同时，村民评议还可能存在因邻里关系不和谐，真实贫困户自身信用或能力不足导致的社会评价度低等问题。
4．村民委员会审查和基层政府部门审核和审定工作“简单化”和“去责任化”现象。比起政府工作人员认定，村民评议可能更符合村民观念和喜好，成本也更低。同时，村民评议还是村镇工作人员避免自身麻烦和责任的一种工作方法。这导致村民委员会和基层政府部门简单地认可村民评议结果以避免承担责任现象。
5．随意扩大贫困户认定的优先标准。“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工作方针。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的帮扶是基于农村居民囿于自然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制度支持，而非基于社会身份或贡献的奖励或激励。因此，贫困户认定过程中，应避免随意扩大贫困户认定的优先标准。
(二)完善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
1．政府向社会购买扶贫服务。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与投入成本密切相关。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的精准认定，需要获得村民普遍认可的严格的收入记账体系和定期的专业性收入统计，而这一要求对于四川藏区基本没有可能。精准扶贫工作最终都落到乡镇一级，而多数乡镇没有人力资源落实好这些工作，极易造成落实不到位和落实偏差。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扶贫服务，既可以弥补基层政府人力资源的不足，又可以缓解政府和社会的潜在冲突风险。
2．建立贫困户综合性识别标准。调研数据表明，农村居民的家庭负担，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仅以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作为确定贫困户的惟一标准，欠缺一定的合理性。《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九条，明确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健康、教育、住房等因素纳入贫困户识别标准的综合性模式，更具有合理性。
3．建立“特困户+整体受益”优先模式。与普惠性措施相比，个体扶持或精准到户更需要体现公平正义，也更容易引起纷争和质疑。相反，能促进村社整体福利的“精准到村”更能获得农村居民的整体性认同，也更易产生脱贫致富的可持续性效应。精准扶贫实践中，村社道路硬化，道路防护建设，文化广场、村级幼儿园和科技培训项目等，就比家庭扶贫项目、危旧房改造项目、资金或物资补贴项目等更容易获得普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水漫灌”和“精准滴灌”可以获得辩证统一。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宜建立“特困户+整体受益”优先模式：精准扶贫措施直接到达特困户，以保证其基本生活条件；对居民家庭经济条件相差不大的村，优先安排能导致整体受益的扶贫项目，同时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贫困户的帮扶。
4．谨慎规定贫困户的优先身份。贫困户优先身份的确定，需要回答这一问题，即扶贫制度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扶持扶贫对象中的军烈属、残疾人、失独家庭和少数民族⑦。《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对扶贫对象中
的老干部、老党员、老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军烈属、残疾人、计划生育户等特殊群体给予优先扶持。我们认为，作为政府无偿分配稀缺资源的扶贫制度，其正当性基础体现于其立法宗旨之中，即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⑧因此，确定贫困户的标准即是农村居民的家庭年人均收入和负担等因素，而不宜依据扶贫对象的社会贡献或政治身份。否则，贫困户名额有限的情形下，层层优先身份之后，真正的贫困户就难以获得相应的帮助。对于具有特殊身份或特殊贡献等情形人员的帮扶，宜通过完善社会相关救助和保障制度予以实现。
5．正确处理社会救助和贫困户扶持之间的关系。虽然导致农村贫困户产生的因素中，家庭“三有三无”⑨现象是重要原因，但疾病、养老、教育等普遍性问题，实需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保障制度予以落实，并建立起常态化的有效机制。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精准扶贫对象才将“具备劳动能力”⑩作为必要条件之一。符合这一条件，“开发式扶贫”才有可能。这也符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导思想：即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6．解决精准扶贫地方性规范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推进扶贫开发法治建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立的实施精准扶贫的政治和法治保障之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在规划编制、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是扶贫制度的正当性保证。完善扶贫开发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扶贫开发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规范，是扶贫开发法治建设的前提。然而，有关农村扶贫开发的地方性法规或民族区域自治规范不应违背农村扶贫开发制度的一般原则，必须审视和保证自身的合法性。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等全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机制为指引，极大地帮助了四川藏区贫困人员脱贫致富。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和宏观策略已经完成，其扶贫实效的改善依赖于精准扶贫工作如何落细、落小、落实、落地。落实这一细化目标的诸环节，以下几点亦需明确：第一，客观评估农村扶贫与社会救助各自的制度功能，使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对分离，以实现不同制度的长效机制。第二，坚持开发式扶贫，尽可能改现金发放为项目支持、技能培训、教育帮扶、科技助推、资源转化等。第三，符合社会救助的情形，除医疗、教育、灾难、特困户等救助因事而行外，基于现有贫困户的建档立卡，不断缩减和分化贫困户的基数，将符合社会救助情形的贫困人员按社会救助或社会保障的有效形式处理。第四，提高四川藏区农牧业扶贫项目的集约化经营程度。以贫困户为单位的扶贫方式难以获得可持续脱贫的效果，导致返贫率居高不下。四川藏区宜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贫困村的整体推进上，并同时对贫困户给予适当照顾，如安排工作岗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第五，探索和开发更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扶贫开发方式，更多更好地导入科技创新对扶贫的引力，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
注释：
①四川省甘孜州的调研地点包括丹巴县、乡城县、理塘县、巴塘县、得荣县和稻城县；阿坝州的调研地点包括红原县和若尔盖县。
②疾病主要包括：大骨节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结核等；教育状况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普遍低，教育基础设施设备差，师资缺乏、教学水平较低等；自然灾害主要包括：雪灾、寒灾、干旱、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③受“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影响，地震灾区部分居民的生活陷入贫困，国家通过救灾救助解决了一部分。
④条例不仅弥补了国家层面农村扶贫开发法律规范缺失的不足，也是全国第一个具
有精准扶贫意义的地方性法规。
⑤具体包括：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4个，全国“能人带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3个，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3个，全国“公司+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3个。
⑥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康乐县“8·26”特大故意杀人案调查处置情况的续报，康乐县人民政府网，访问时间：2016年9月20日。
⑦就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引出的问题可能有：以甘孜州和阿坝州为主体的四川藏区，尤其是具体到村社，非藏族居民可能成为少数，对其应同等对待，还是优先，抑或次之？
⑧详见《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一条。
⑨“三有”：一是家有病患，或瘫痪，或残疾，或多病，或体弱；二是家有老人且生活不能自理；三是家有多个儿女需要上学。“三无”是指：无劳动能力，无工作岗位，无稳定收入。
⑩详见《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8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7条第3款。
实践中，往往没有全面落实这一前提条件，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十条规定，贫困户的家庭成员为贫困人口。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应当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应当以救济式扶贫为主。国家层面的扶贫开发法律规范缺乏的情况下，当前扶贫与社会救助措施之间存在重叠和交叉。也可以说，目前贫困户扶持的诸多做法仍是我国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不完善情形下的临时性措施。
【相关文献】
[1]龚薪友.甘孜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DB/OL].(2017-4-20)[2017-04-15]http://www.scdjw.com.cn.[2]刘裕国，张炜，张文.四川藏区产业支撑奔小康[N].人民日报,2016-08-24:1.[3]刘裕国,张炜,张文.四川藏区,脱贫奔小康不落一户[N].四川日报,2016-08-25:1.[4]朱丽.全国旅游扶贫示范，13个四川项目榜上有名[N].四川日报,2016-08-24:16.
篇二：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融媒体时代州县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思考摘要：为了强化媒体融合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应该提高对州县媒体融合的重视，从分析打造西双版纳融媒矩阵必要性、可行性的角度出发，合理构建州县融媒矩阵平台建设思路，树立共建共融理念，创建“云上”子APP系列，积极采用“中央厨房”发展模式，做好后台统一部署，制定一致的融合目标。此外，构建健全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体系，为州县媒体深度融合提供基础支撑，通过技术赋能、可视赋型、内容赋值等方式落实媒体融合工作，提升州县媒体技术应用水平，在此基础上，增强创新意识，促进州县媒体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州县媒体融合；融媒矩阵平台
为了提高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工作的社会影响力，需要顺应融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增强州县媒体融合意识，不断探索科学、便捷的融合路径。不断提高对不同县市媒体的要求，强化对“西双版纳手机台”的宣传推广、广泛应用，通过调查可知，围绕“西双版纳手机台”创建的APP、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关注量，通过传统媒体与融媒体的结合有助于拓展媒体行业的发展空间，提高信息传递、获取的效率。
1.融媒体时代打造西双版纳州融媒矩阵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1有助于拓展政府舆论宣传渠道
通过贯彻和落实融媒体时代州县媒体深度融合理念，可以充分利用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的“西双版纳手机台”APP为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县市融媒体中心搭建云传播矩阵平台，拓展各类信息资源的获取途径，确保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自身的移动设备，如互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达到随时随地获取所需信息、碎片化阅读热点资讯的目的。通过利用以上渠道，能够为政府等职能的
宣传工作提供便利条件，例如，及时发布自然灾害预警等，确保西双版纳州三县市的群众能够给予重要事件积极响应。
1.2有利于促进区域之间文化交流
通过分析西双版纳州目前的信息宣传状态，体现出宣传缺乏系统性、集中性的特点。而通过应用西双版纳州融媒矩阵可以为各县市提供便捷的宣传窗口，打造州县矩阵式融媒体平台有利于县市不同媒体展现自身的人文风俗、新闻咨询、优势资源，而用户在智能手机上安装APP或者浏览相关网站可以获取所需电视直播，同时平台还配置了视频点播功能，有助于强化用户业余生活的多样性。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及落实，不仅可以有效提升西双版纳州三县市的宣传水平，还能达到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目的，为不同区域的信息传递、文化交流提供高效的渠道。
1.3能够发挥多元化的应用优势
州县融媒体矩阵平台除了有便利性特点，还有着一定的专业特性，与其他普通的云平台相比，体现出较强的特殊性和应用优势。融媒云矩阵平台应用的技术有多渠道分发、媒体资源的后台转码以及多端协同生产等，与此同时，州级广播电视台可以利用对自身资源的整合强化县市融媒体中心的创新，从而拥有适用性更强的运营新媒体。此外，立足于安全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州县融媒体矩阵平台以自建方式为主，多数的媒体内容采用本地保存的模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机密信息泄露的风险，并且云平台构建的过程中，应用了通过公安部多层检测的安全防御系统，能够有效防御来自外界的攻击，从而强化了数据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融媒体矩阵平台中设置了全流程监管功能模块，逐步实现了自动化监控，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有利于减少由人工操作带来的失误，而定期维护及预警工作的落实，能够为县市融媒体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融媒体时代州县融媒体矩阵平台建设思路分析
2.1增强共建共融长远发展意识，加强“云上”子APP的创设
融媒体时代，为了促进州县媒体深度融合，应该立足于共建共融的角度进行分析，正面应对新技术新传播格局带来的巨大压力，积极响应有关部门的政策号召，始终坚持以州级平台为“中枢”、县市平台为“脉络”、移动设备为“末梢”的基本原则，鼓励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发独立的子APP，由县市融媒体中心进行管理，加强与不同机构单位基本特点的有机结合，合理布置基本内容，加强新媒体宣传特色化、本地化建设，设置针对性较强的功能模块，包含民生服务、政治时事等，构建健全的信息归集、加工、传送体系，同时，设定一键转换功能，让县市APP能够及时转换到“西双版纳手机台”APP，在两种云平台实现无缝衔接的背景下，有助于提升州县融媒产品共建共融水平。
2.2采用“中央厨房”工作模式，提高州县媒体转型效率
在州级平台的应用过程中，可以围绕融媒体中心搭建“引导群众”的宣传平台，强化多种信息获取渠道的整合，包含网站、广播电视台、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通过利用平台提供的“中央厨房”实现业务范围的拓展，涉及到融媒体决策、采编、发布、统计、评论、管理等，进一步实现州、县市数据、专业技术、信息渠道的共享，为快速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2.3充分落实后台统一部署工作，让媒体融合拥有驱动力
因为会在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统一部署融媒体云矩阵相关的硬件平台，所以涉及到的县市融媒体、政府部门需要负责完成的工作任务仅涉及到新闻内容的生产、电视节目的提供。而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中心除了需要管理新媒体运营、本台媒体内容生产、硬件平台，还应该认真落实通讯网络、传帮带等职能，并且安排专门的州台全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指导县市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运营等工作。
3.进一步提升州县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水平的路径
3.1构建多维度全媒人才融通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调查分析州县主流媒体的现状，通常需要面对技术滞后、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发展难题。为此，应该从人才引进、技术创新、资金获取等方面出发，构建健全的多维度全媒人才融通、资源共享体系，首先，建立完善的任用机制，严格管理人才选拔环节，从源头抓好人才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同时，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用以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使其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其次，有关部门应该加大资金、资源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打造州县媒体深度融合系统，促进主流媒体稳定有序发展。
3.2增强技术赋能、可视赋型意识，全面落实内容赋值工作
为了保证州县媒体融合拥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应该增强技术赋能融合意识，加强内容创新。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传播语境变得移动化、碎片化、可视化，在新闻内容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可视化的核心地位，围绕可视化开展的融合形态呈多元化特点，包含条漫长图、H5场景、短视频、Vlog、可视化交互、无人机航拍等。纵观近几年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类获奖作品，均是围绕可视化进行创新得到的成果，通过与先进技术的融合，不仅无需削减新闻内容，还能强化产品的创新性。
结语：融媒体时代下，打造州县融媒体矩阵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且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特点，需要构建健全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并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做好完善，进一步实现媒体的全面融合。当地的政府等职能部门应该增强政策、资金支持意识，为州县融媒体矩阵平台的搭建提供坚实基础，总结分析各县市的媒体发展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明确业务覆盖范围，通过在县市设立子APP加强州县融媒平台的有效衔接，进而实现多元化信息资源的共享，达到促进媒体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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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鹏（1981年5月）男，汉族，云南景洪人，本科学历，主任记者，主要从事新闻记者相关工作。
篇三：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探索与实践陈剑文
自2014年《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媒体融合的内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丰富发展。其中，群众路线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成为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构建互联网主流舆论格局、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三大媒体融合目标的重要内容。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在此背景下，走好群众路线的内容、形式、渠道、方法等都需要不断创新丰富，尤其要在互联网主战场上着力。将创新思维充分运用于群众路线及其实践，是全媒体时代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明时代特征。
主战场上走好群众路线是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要加快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党的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全媒体时代，在互联网主战场上走好群众路线，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是融合“初心”使然。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不在互联网主战场上解决好“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群众路线的核心问题，党的事业就存在脱离群众的巨大风险。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初心”，就是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深度参与，媒体融合发展就没有动力。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是从网上舆论阵地建设到网上治国理政平台建设，传播逻辑是从需求驱动到需求和参与双驱动。所以，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渐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使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全方位的信息传播服务、基本生产生活保障服务，能够连接各类社会公共资源，有效参政议政、反馈监督，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媒体融合所带来的红利。
二是现实变革需要。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持续发生深刻变革。舆论主体多元化，信息源头多样化，舆论平台分散化，舆论表达方式碎片化、情绪化，舆论传播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等，是当下舆论生态和传播格局的一大特点。随着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5G+AI时代的到来，主流媒体自我革命所面临的内在竞争和外在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既需要以新技术为支撑创新引领，更需要通过走好互联网主战场的群众路线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价值标准。要灵活运用群众的立场、观点、方法解答时代课题，使群众路线的理论方法和具体实践更能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更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在网络上构建起强大的社会连接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主战场上真正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开拓创新中激发提升党走好群众路线的能力。
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意见》指出，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要“大兴‘开门办报’之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开门”理念、技术支撑、强化连接、吸引参与，这为全媒体时代走好群众路线画出了路线图，最终的落脚点在“内容+渠道”上。
一是用群众更喜爱的内容赋予群众路线新的解释力。在现代社会，群众话语体系需要具备鲜明的时代特点，符合网上网下社会环境，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在对群众路线经典话语表述和话语内容保留传承之外，也要通过丰富多样的内容、接地气的叙事方式、真诚的情感共鸣来丰富群众路线的内涵，不断提升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说服力，进而增强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话语权，为群众路线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的贯彻落实赋予新的解释力。疫情大考，也是对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一次大考。其间，一大批主流媒体报道运用新技术基本实现了全媒体传播，突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思想和情怀，在解民惑、纾民情、回应关切、权威解读、消除谣言、冲破信息窄化、推动舆论向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群众路线的思想践行于不断创新丰富的内容生产之中，增强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高了和群众连接互动的感染力和引导力。“群众更喜爱的内容”，是确保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具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基石。
二是用群众离不开的渠道为连接群众、服务群众增效。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本质是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终端、产品和行业将进入信息传播领域，带来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边界模糊：信息主体、传者与受者之间、影响力边界等将变得越来越模糊。5G、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将促成信息传播与受众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连接，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增大动力。构建群众离不开的渠道，需要在信息技术和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中，进一步打通和构建与群众连接的互联网路径，在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中，打造跨界融合生态。“群众离不开的渠道”，将为连接群众、服务群众增能增效，为全媒体时代走好群众路线提供坚实保障。
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运用是灵活的、贴合实际的，更是充满创新和无限可能的。我们应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不断创新实践中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为党的群众路线增添时代新内涵。
篇四：四川涉藏州县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历史演进作者：石长顺
景义新
来源：《编辑之友》2013年第05期
摘要：
全媒体转型已成为当代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向。本文从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辨析入手，探寻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之路，即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孕育、全媒体发展的报业转型和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而未来全媒体发展的关键在于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制度建构、流程再造和全媒体人才培养。
关键词：
全媒体
历史演进
媒体转型
中国传媒业的全媒体发展之风已从报业吹向了广播电视界，并引发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研究，截至2012年12月，在中国知网以主题“全媒体”进行检索，可检索到1500多条记录，在百度可找到相关结果2400多万个。从目前文献检索的全媒体研究来看，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或个案式的追踪探讨，缺乏学理性的深层次研究。
一、全媒体的概念建构
全媒体发展起于何时？由于认定的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标志看法。但基本认同的意见是，国外以2006年英国老牌报纸《每日电讯报》的全媒体改革之路为起点，随后，由《今日美国》2008年开始尝试的产业链重构推进了全媒体的实践。在我国，全媒体转型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广州日报》于同年6月成立滚动新闻部，专门针对报纸、手机和网站进行“联动发稿”。次年7月，我国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试点的首家全媒体采编系统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正式上线运营，自此，报社记者的角色悄然转型，开始以全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多个媒体终端——传统纸报、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电子移动报和户外大视屏等发布信息。2009年1月，浙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部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以全媒体命名的新媒体机构正式诞生。同年，南方报业集团也正式提出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的理念。那么，全媒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1.全媒体概念学说。全媒体概念界定众说纷纭，通过文献整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学说：
报道体系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或者说是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和传播平台来构建的报道系统。这种报道不再是单一落点、单一形态和单一平台的，而是在多个传播平台上开展的多个落点、多种形态的报道体系。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媒体及网络新媒体都是这个报道系统的整体组成部分。[1]这一概念从新闻业务本体出发，落脚点放在全媒体形态的报道体系上，较好地概括了全媒体报道的模式和特征，但将其限定在媒体“报道”业务层面，略显褊狭。
传播形态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综合运用多种表现符号，如文字、图像、声音、光线等，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传播内容，并通过多种传播手段传输的一种新型传播形态。[2]或者说，全媒体是在传统和新兴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融合，进而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3]从本质上说，全媒体是指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嫁接、转化和融合。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信息资源的多渠道采集，信息资源的统一加工，全方位多业务系统的支持，多渠道的资源共享。[4]此概念将全媒体视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型传播形态，强调了各种媒体间融合生产信息内容的立体传播状态，较全面地概括出了全媒体传播的形态特征。
整合运用说。该观点在综合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广义而言，全媒体概念是指对媒介形态、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整合性应用。狭义界定，是指立足于现代传媒技术和媒体融合的传播观念，综合运用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媒介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联通、运营模式统筹等方面的整合性实践。[5]这一观点突出了全媒体更具宏观性的“整合应用”，将多因素囊括其中，但未清晰地概括出全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观照了全媒体概念学说之后发现，目前有几个共同点可作为界定和理解全媒体的要点：一是全媒体发展的主体是传统媒体，这是其面对新媒体而求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发展整合多种媒介形态，而缺乏多种媒介形态间的统合协同，就构不成全媒体；三是实行多媒体分流传播，并根据媒体的不同分流生产出不同的媒体产品；四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运行模式。
2.全媒体概念辨析。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涌现出“超媒体”“多媒体”“富媒体”“跨媒体”“融媒体”等众多相关概念，其间有异同，要科学地认识全媒体的概念，有必要对这些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超媒体”“多媒体”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首先，“超媒体”是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术语，它又与超文本紧密相连，超文本是包括文本、静止图片、表格、线图等多种媒体格式的非线性的计算机交互信息系统。而超媒体是包括超文本信息在内的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允许非线性与交互链接的信息系统。而多媒体是包含上述两个基本概念，并利用超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运用包括文本、静止或运动图片、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来传播信息的方式。[6]因此，“超文本”“超媒体”“多媒体”一脉相承，都是依据计算机文件格式或传播符号类型提出的概念，全媒体也确实需要“多媒体”多元和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但
“全媒体”概念是传媒转型的一种运营方式。
“富媒体”指信息传播中，除提供在线视频的即时播放外，内容本身还包括网页、图片、超链接等其他资源，与影音同步播出，为网络公司和网民提供一种全新的媒介体验。富媒体与多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媒体区别在于，富媒体增加了交互性，其用户可以在信息播放过程中控制和改变传播内容。[7]因此，富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体验方式，可在全媒体的具体操作中得到一定运用，如iPad移动媒介终端上由参与式构成的信息产品就是利用了富媒体交互方式。
关于“跨媒体”概念，最初的全媒体化其实就是跨媒体运营，跨媒体实为全媒体早期孕育阶段的表现形态。有研究认为跨媒体是“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是新旧媒体杂交、融合的产物”。[8]跨媒体就是要突破原有单一媒体类型的限制，跨向其他的媒体类型传播，并实现两方或多方联合与互动式的发展。
“融媒体”概念是由媒介融合而来，意指在以数字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推动下，组成跨媒体业的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与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从内容融合到传播渠道融合、媒介终端融合的全过程。[9]融媒体（融合媒体）正是媒介融合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在理想的媒介内外环境中，整合了新旧媒体的特征和优势，实行一个统一平台对不同媒介或终端进行信息资源集成配置和融通生产的媒体运行模式。
二、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
1.孕育：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尝试。中国全媒体的启程在21世纪初，从报业的跨媒体运营开始。特别是兴起和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使报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乃至出现“报业寒冬论”。在此情形下，报业如何突围？传统报业纷纷开始思考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并开启跨媒体发展的探索之路。
2001年，《沈阳日报》的改革探索可看做是我国报业最早的全媒体尝试。该报率先在国内实现采编网络化和管理一体化，并通过图文合一的采编网络平台建立起集各种传媒业务于一体的系统，为报社未来实现信息传播流程一体化开辟了新道路。[10]
中国报业的跨媒体运营，从创办报纸网站开始，实施报网互动是其典型特征之一。报业网站建设，以200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其网络版基础上打造的人民网为起点，标志着报业开始跨向综合性新闻网站，在新闻业务上尝试不同于纸媒的内容生产。国内其他报纸也纷纷在人民网之后推出自己的新闻网站，自此，报纸与网络开始了报网业务联姻互动的尝试。“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每条报纸新闻的下面，都会用超链接方式转接提示相关的网络新闻；另一方面，网上点击较多的热点事件，也会成为报纸新闻的来源，而报纸新闻的重点稿件资源，又会被共享到网上做突出报道。”[11]报业跨媒体转型的另一探索是打造视频记者，这经历了一个从“视觉新闻”到“视频新闻”的变化过程。“视觉新闻”首先由上海《东方早报》发起，该报于2003年创刊伊始就明确提出了“新闻视觉化”的理念。视觉新闻最初就是强调在报道中大量使用新闻图片，包括占据大版面的大幅照片，甚至推行视觉化的新闻叙事，以争夺受众的眼球。后来《嘉兴日报》《南湖晚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纷纷成立视觉新闻中心，尤其是《南方日报》视觉新闻中心将摄影记者、图片与视频编辑等人员进行整合。但此时的报业都还没有将视线转向视频领域，这在2007年取得了突破，《南方都市报》摄影部在报业首设视频记者岗位，国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内报业的第一批视频记者随之诞生。《京华时报》《新京报》等报也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推进视频记者岗位的专业化发展进程。[12]2.转型：全媒体发展的报业探索。在报业跨媒体运营探索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也于2006年8月5日开始组织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探索传统报纸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该计划在我国报业很快得以实施。同年12月20日，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打造的国内首家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沈阳日报》《沈阳晚报》《沈阳今报》正式上线。与以前的数字报刊系统不同，在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刊平台上，该系统实现了从采集、生产制作、发布、交换、反馈到经营的一体化运营流程，增加了视频、动画、音频等多媒体元素，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13]
中国报业在经历跨媒体经营后，开始进入全媒体转型发展阶段，时间分割点大致在2007年，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为标志，确立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发展规划，并规划了“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和“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等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用文件提出“全媒体”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媒介发展方向。依然是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成为我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第一批试点单位，这标志着我国报业系统全媒体转型重大工程建设的开始。
2008年3月，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优化产品生产流程，推动报业集团从报纸生产商向内容提供商转型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探索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运行系统，初步实现了一次采集、资源整合、多途径发布的数字化传播。[14]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于2009年成立了全媒体新闻部，并组建了基于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的3G事业部，通过使用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实现了多媒体、即时的和互动的移动新闻播报。2009年6月上旬，该集团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评审和验收，实现了全媒体综合性新闻内容生产体系的新运行模式。[15]同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提出向全媒体集团转型，首先实施南都全媒体集群战略，构建起了包括报刊、音频、视频、网络、手机报及户外LED等全媒体形态集群，向着“全媒体数字信息运营商和现代通讯社”转型。[16]此外，南方报业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合作推出中国首家移动互联网电台；《广州日报》成立负责报纸与手机、网站等部门联动发稿的滚动新闻部；《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合力开创人民电视、人民播客、人民掘客、手机报、手机电视等原创互动型的系列全媒体；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实行报网合一并组建全媒体记者队伍等。在此时期，新华通讯社也在视频新闻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开通了新华视频新闻专线，还于2010年元旦和7月1日分别开播了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华语、英语电视频道，开始走上全媒体通讯社之路。
3.风潮：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在我国报业全媒体转型之时，广播电视业也不甘寂寞，继报业之后迅速跟上全媒体建构的潮流。2010年前后，中国网络电视台和央广广播电视网络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台先后开播，标志着电视和广播媒体也开始向全媒体发展。2009年12月28日，中国网络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我国视听新媒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电视行业介入全媒体建构的重要起点，它依托中央电视台向用户提供视频直播、上传、搜索、分享等服务，形成了以强大的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多终端立体传播平台。我国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的“首张绿卡”——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随即黑龙江、湖北、江苏等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陆续开播，诸多市级网络广播电视台亦相继涌现。
深圳广电集团从2010年开始打造全媒体集群，整合全媒体力量，试图建成我国第一家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运营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营销服务。浙江网络电视联盟则是浙江省县、市广电播出机构联合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创办的，初步形成了浙江地方广电视频网站集群。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等多家单位投资组建的杭州华数数字电视公司，专注于以互动、融合为特色的全媒体业务，在全国三网融合领域形成较大影响。华夏传媒集团公司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40多家城市媒体共同打造的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实施跨媒体和多终端的节目营销，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近8亿用户。
广播媒体的全媒体探索，始于2010年8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该台拥有61个传播语种、全业务媒体形态和新媒体国际传播平台。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为宗旨，向全球受众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紧随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于同年9月获准建立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这是我国国家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是继中国网络电视台之后又一个以网络视听节目传播及互动服务为核心的全媒体播出机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年年初还成功开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声手机报，与之并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获得IPTV牌照之后又于2010年初步建成了基于移动互联网、面向手持终端的英文信息平台——移动国际在线，大大拓展了自身的全媒体建构。
在中央级的广播电台带动下，全国地方广播电台也纷纷走上全媒体发展的道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着力打造全媒体直播室，集广播、网络、电视直播于一体，其直播节目通过光纤传输，由湖南电台交通频率、湖南移动电视、芒果广播网组成的全媒体进行传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在重大报道中将网站视频与手机视频同步直播，将广播音频内容配上记者采访的图文内容，实现多媒体传播。沈阳广播电视台还可在播出过程中实现全媒体的节目与受众互动，真正迈向统一的全平台、全媒体演播室，实现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持终端平台的全覆盖播出。[17]
三、全媒体的未来发展思考
发展基础：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全媒体转型，是未来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同任何改革一样，全媒体的发展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思想障碍和阻力。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媒介观念的解放与调适，须首先从观念上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全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运行规律，寻求一种与时俱进的媒体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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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保障：全媒体的制度建构。传媒发展离不开传媒规制，就我国的传媒规制而言，还没有形成与全媒体发展完全配套的一系列制度，这就要求必须对现有的相关传媒规制进行革新，尤其是要打破以往森严的媒介壁垒。这点可从国外借鉴中得到启示，如美国1996年修正并通过的新《电信法》，打破了以往传媒产业跨越不同媒体运营的限制，带来了美国综合性传媒集团的整合性飞速发展。
发展途径：全媒体的流程再造。中国全媒体的发展尚在摸索当中，尤其在全媒体的运作模式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有效的模式。按照传统媒体的习惯和模式，很难适应全新的全媒体运营需求，这对于不同种类的媒体运作而言，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与磨合，找到适合自身全媒体化的具体运作方式。媒体的战略取向一般采取“媒体+平台”的建设模式，平台模式是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性整体重构，它包括基础平台和应用平台。基础平台的任务是架构基础网络，不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应用平台则依托基础平台，搭建各种功能或专业性的平台，开发应用服务产品，与传播终端用户直接连接。媒体在内容应用平台层面，通过提供一种支撑环境，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及利益分配机制，可为全媒体平台的良性运作提供保障。在这个基础之上，实施全媒体的流程再造，即实现“前端全媒体采集，后端流媒体制作，终端互动式体验”。
发展关键：全媒体的传播人才培养。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以全媒体技术平台为依托、以多媒体报道为主要方式的后报业时代，全媒体记者成为不可替代的新闻传媒专业人才，也是传媒集团实现全媒体转型的关键。全媒体人才要求既能用手机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又能为网站写稿、提供视频，还能为报纸写深度报道，为广播电视台做现场报道。全媒体记者强调媒体的交叉、专业的多能，而传统新闻传播学总是把记者泾渭分明地分为报纸、广电或网络新闻记者。为此，必须随着媒体对人才的新需求，探讨全媒体新闻记者、编辑人才的培养途径，使一线记者能实现从单一传播向多元传播的转型，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同时采集图文、视频和音频信息。
全媒体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定阶段，全媒介进程所达到的最终效果就是真正的融合媒体，或称为“融媒体”，即真正实现多种媒介全方位的融合运行。融媒体状态绝不只是技术层面或业务层面的融合，还需媒体所有权的融合。“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看，融合媒介促进了传统传媒业的全面升级，也体现了传媒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全媒体转型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适应所有的新闻媒体，但全媒体建构并向融媒体过渡，一定是未来传媒发展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学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部分成果
（下转第76页）
（上接第54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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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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